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6月2日刊登题为《从蒋介石的花园到的窑洞》的文章,作者是阿列克谢戈卢别夫。全文摘编如下:

1938年9月,苏联著名纪录片制作人罗曼卡尔曼来到中国,报道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

当时,日本飞机对长沙进行了无情轰炸,地面部队逼近武汉城市群,其中包括长江边的汉口、武昌和汉阳。这里曾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和交通运输中心。

中国军队成功抗击了入侵者,不时对他们予以痛击。为了证明放缓武汉攻势和蒙受巨大损失是合理的,日本人赤裸裸地撒了谎。比如,一家日本报纸煞有介事地报道说,中国指挥部训练了几百只猩猩对日本军队进行刺刀攻击。报纸写道:“猩猩是专门训练的,首先用来刺杀日本军官。”

居民几乎全部逃离。车站附近区域被毁。站台上停着长长的列车。缓冲器、车厢顶、梯道上哪里都是人。他们就那么几小时地坐着,等待火车出发;坐的时候不能动,否则位置就会被其他人占走,而自己将留在这座荒芜的城市,置身于一片废墟之中。车站里到处躺着的伤员和病人,有的还痛苦地尖叫着。

正如卡尔曼后来承认的,拍摄这样的场景比轰炸或火灾更艰难:在这种时刻,你能尤其尖锐地感受到老百姓的苦难。

有一天,卡尔曼接到国民政府宣传处的电话,要他下午两点前带着摄像器材过来。他到场后遇到一群美国摄像师。众人坐上大客车驶往市郊。途中有人告诉他们,马上要拍摄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

在一座乡间别墅,这些纪录片制作人被告知了拍摄计划。蒋介石会走进办公室,坐到桌前写信,然后打电话。之后,他将走近作战地图,听取某位将军的汇报。汇报完毕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将走进房间,两人一起走到阳台,再下到花园,在草坪上喝茶、玩跳棋。拍摄时间总共15分钟。

摄像师们礼貌地提出抗议,指出拍摄时间不够用。中国官员态度强硬,但后来同意其间稍作休息,以补充胶卷。

记者们准备就绪。门开了,蒋介石走进来。枯瘦、中等身材,身穿一件卡其色紧身军大衣,腰带上别着短佩剑。他低着头,快步走到桌前。

记者们开始拍摄。蒋介石黑色的小眼睛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他偶尔会对一位下属作几个简单、拘谨的手势,抛出几句话。拍摄期间,宋美龄走进办公室。她不仅是妻子,也是蒋介石最亲近的助手,在组织国防机构和慈善社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时,摄像师们用光了胶卷,开始更换。蒋介石利用这个间隙与空军指挥官谈话。作为一个经验丰富、随机应变的纪录片制作人,卡尔曼故意留了一些胶卷,并迅速拍下了这段剧本里没有的真实片段。

不久后,卡尔曼前往战区。除了战地摄像师相当笨重的装备外,他还带上了野外必不可少的防毒面具。

问题在于,日本人在中国定期使用化学毒剂。然而,有关此事的信息很少被泄露给世界媒体。日本指挥部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不过,一份由日本帝国陆军第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将军亲笔签署的密令落入中国军队手中。这份文件是在战斗中缴获的。密令及其附带说明中包含在中国中部的军事行动中使用毒气瓶和毒气弹的指示。

卡尔曼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了其中一些内容。他写道:“在袭击外国人居住的城镇和村庄时,严禁使用毒气。使用毒气后,必须销毁所有残留痕迹:空的毒气瓶要深埋地下或扔进水里。在发动毒气攻击时,为了不暴露使用有毒物质的事实,必须把敌人彻底消灭。”

终于,卡尔曼上了前线,开始拍摄作战行动。战地记者之间经常讨论一个人能否改掉低头弯腰躲避子弹的习惯。第一颗从他耳朵上方飞过的子弹迫使卡尔曼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扛着摄影机蹲了下来。自我保护的本能无法克服:在西班牙战争中就是如此,在中国和后来的卫国战争前线也一样。

当时,这位苏联纪录片制作人不间断地拍摄着军事行动和前线战士的生活。日本飞机每天数次来袭,像苍蝇一样讨厌。它们掠过中国人的战壕,用机枪扫射,但突袭效果很一般。中国战士巧妙地伪装起来,躲在战壕里,几乎没有损失。

所有的东西都不留给敌人。卡尔曼不止一次看到战士和农民把水泥路、铁轨和桥梁彻底破坏,砍断和烧毁电线杆。日本人所到之处的一切都被破坏、运走、烧毁。

面临民族危机和日本入侵中国内地威胁的中国向全民族发出号召,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控制着中国西北的陕甘宁边区。由陕西、甘肃和宁夏组成的边区拥有近百万人口。边区首府延安备受卡尔曼的关注。在黄土高原南北两侧门户,人们挖出了数百个窑洞,大学、研究院、中小学、医院、旅馆、行政机构、食堂、车间、图书馆和仓库都安置在这些窑洞里。

卡尔曼曾在延安一所合作食堂看到一份菜单,菜单上的菜名很不寻常“游击鸡”、“抗日阵线汤”、“全民抗日炒白菜”食堂墙上的标语也颇为醒目:“合作的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服务人民”、“我食堂味道可口、价格便宜且不会被轰炸”。

中国领导人在边区的住所也设在这里。据卡尔曼回忆,不论是在大学、中小学、托儿所还是各个窑洞,四处都能看到的肖像。人们在提到这个名字时都格外亲切热情。

卡尔曼常坐在身旁。这位被传奇光环笼罩的领导人身着灰色制服,外面披着一件宽松的针织衫。也住窑洞,并且在窑洞里办公。一方书桌、一张粗糙的木板床、几个书架和一把藤椅便是住处的全部家具。工作疲劳时,他喜欢靠在藤椅上闭目休息。

与卡尔曼建立了互信关系。他们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还一起到附近散步。甚至提议一起吃饭。他曾详细询问卡尔曼有关斯大林、苏联经济成就和西班牙内战的情况。会分享他对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思考。与中国古代智者一样,他喜欢用简短而准确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思想。

允许卡尔曼拍摄自己在伏案工作、休息和会见农民及青年时的样子,也接受过卡尔曼的详细采访。

即将离开延安时,卡尔曼最后一次前往的窑洞,那是在一个晚上。最后,与妻子走出家门为卡尔曼送行,他们一起欣赏星空并亲切道别

卡尔曼在中国待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拍摄了长达数千米的电影胶片。在这些独一无二素材的基础上,苏联制作了多部纪录电影和专题片。

卡尔曼撰写的《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一书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另一份重要历史证据,它由苏联作家出版社1941年5月出版。不过,该书的出版并未留下太多记忆,因为短短一个月后苏联卫国战争便爆发了,那时的人们已经顾不上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