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批判有不少合理之处,但是也存在不少局限,它片面强调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忽视大众文化本身特性,从而带来了理论上的偏差。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在一定的层面上,要研究和了解大众文化的批判,必先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有所了解。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就是把大众文化批判当作其批判理论的中心,从1936年霍克海默的《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提出的“肯定文化”概念到1942年他与卢旺塔尔在通信中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概念,再到1944年他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所使用的“文化工业”一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及其危害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这些分析和论述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现实文化评论中我们也可见一斑。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根据于深厚的近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文化传统之中,其理论深受欧陆哲学文化的影响。其思想既受卢梭、歌德、席勒等人的宗教化色彩的救赎思想影响,又受人文主义者伏尔泰、柏格森、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启迪。而且,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也成为他们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口实—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人本主义者,更有甚者,他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强调其“否定”性,而抛弃其“同一”性。这样,我们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在进行对大众文化抨击的同时,必然显示出片面性、局限性。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同时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我们会找到正确面对大众文化的钥匙。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与“肯定文化”和“工业文化”有共同的含义。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使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文化、艺术的各个主要部分的商品化创造了条件,即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和行政管理的集中化使这种商品化成为可能。他们达成如下共识:当代资本主义所遇到的再生产越困难,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维持现状的一般趋势就越强大;现有的权力和财产分配的主导者使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手段来维持现状。结果大部分文化生活领域被吸收并转变控制个人意识的方面;同时,文化变成一种工业,利润动机转变成文化形式,越来越多的艺术产品变成商品,它们与工业产品一样可以销售和交换。即然艺术家靠出卖自己劳动为生,那么艺术家也就拥有这种文化形式的各个方面。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标准化、陈腐老套、保守主义、虚伪、满足浮化幻想的受操纵的文化工业产品为标志的文化,它致力于劳动阶级的非政治化,维护社会的统治权威,制造大众的虚假需求,是欺骗群众的统治工具。现在“文化产品是彻头彻尾的商品”(阿多诺)。广告确立了新的美学标准,即使在那些文化工业不直接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地方,它的产品也是由这种新美学所决定的。快速与高比率的投资回收的经济必然性,要求有吸引力的包装物的生产,—或者为直接的销售设计,或者为创造一种销售气氛。文化工业必须出卖特殊的新产品;或转变成公共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或工业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一个方面或维度,断言“在垄断下大众文化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文化工业的每个产品都是经济上的巨大机器上的一个标本”。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批判大众文化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同时文化工业又通过许愿来欺骗群众,给予他们一个暂时的满足,但又随时让他们跌人冷酷的现实生活。由于大众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欺骗性,使得人们形成了得过且过的思想。“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描绘得像天堂一样。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像私奔出走一样,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先的出发点,享乐促成了看破红尘和听天由命的思想”,正如马尔库塞所描绘的那样,这种欺骗性还显示出温柔的一面—即“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f=JN}第二,批判大众文化对民众的控制性。这一方面与前一方面有紧密的联系。文化工业的最大功效就是对大众进行控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了文化操纵(Culturalma冲ulation)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工业就是艺术作为操纵的过程。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一文中指出,“大众娱乐”和“文化工业”的中介就是“操纵”。“文化工业的操纵功能已渗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并产生了无时不在的影响。更深一步看出,文化工业已完全控制了人们的精神思想,实现了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的操纵。文化工业使精神生活的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里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文化工业令人嘲笑地贯彻了粗陋的人格主义哲学家所反对的统一文化概念”。第三,批判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方一面与前面两点有密切的连贯性,因为欺骗性和控制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特征。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及其娱乐的真正意义是“为社会进行辩护”;“在文化工业中,批判与敬畏都消失了,机构鉴定取代了批判的职能,’;“文化工业的每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社会需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现在的艺术拒绝反映下层人民事业,反映真正的普遍性,轻视认真地反映存在的苦难和压迫”;“工业文化所描述的,是人们只能忍受的残酷生活熬煎”。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作为为存在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是通过对大众心理意识进行操纵来实现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正是这样履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职能。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的消遣和给人们的精神享受的作用,变成了外世界的扩展,劳作的延申,旨在恢复精力的应付下一次工作,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对流行音乐的这种作用作了这样的说明:“音乐节目的消遣者自身就决定了流行音乐生产的同一机构的产品,他们的闲暇时间只是用来再生产他们的工作能力。欣赏音乐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遣者的需要,成为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从而成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控制大众舆论、操纵人们的心理意识的强有力手段。第四,批判大众文化扼杀个性和创造性。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划一性扼杀了个性和创造性。所谓标准化乃是影响作品的一般特征和细节的过程,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度,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而结构的类似性作为文化上业技术的结果产生于文化的形式,通俗作品或一个成功的新作品是大商业的机构急于赚钱的命令下而生产的,文化工业所崇尚的是模仿,内容的风格被堵塞或冻结,然而,对旧风格更新的作品必须维持创新型和独创性的外表。因此伪个性在标准化自身的基础上赋予大众文化的生产一种自由选择或开放市场的光环,每个产品影响一种个别的气氛,这与其它产品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在《启蒙辩护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根据文化工业产品对风格的否定来分析这些产品,认为他们很少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新形式,文化艺术生产脱离现实,文化工业的风格扼杀了风格自身。它的产品不反映实在的本质,并没有真正的内容,它们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模仿。尽管在电影、无线电广播,流行音乐和杂志中有某种激情存在,但这仅仅是关于整体与部分、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同一的激情。文化工业的产品的模仿,标准化,伪个别性扼杀了艺术的生命、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或发达工业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文化模式;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日益商品化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对文化事业的危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揭露垄断资产阶级把文化变成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指出了由此产生的种种消极异化现象。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大众传媒迅速发展,使文化工业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文化艺术的商品化趋势不断加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单面化,操纵性的强制性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明显特征,从而使之具有压抑主体意识、个性、创造性、想象力和压抑自由创新、自由选择的消极功能,成为资产阶级为维护统治辩护、压抑或平息人民大众反抗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应该肯定,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对它的涵义、特征和危害的分析是有独创之处的,并包含有合理成份。很明显,西欧北美在上世纪60年代末掀起的那场“反文化”运动,不能不说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影响。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具有片面性和缺陷的。第一,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旧的文化贵族市场,以文化精英自居,强调人与社会,人性与科技,文化艺术与时代的对立,以先念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来衡量文化艺术和文化生产,因而使理论严重落后于实际。马克库塞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在发达工业国家,技术和科学不仅成为一种和平和令人满意生产力,而且也已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认为科技的发展必然造成人性的堕落。法兰克福学派还强调和夸大人与现实社会的对立,认为现在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的异化,人日益异己化,边缘化,成为工业文化文明的奴隶。文化工业对人的精神的剥夺、控制,欺骗使得人失去了对现在社会的批判能力,而只能成为文化产品幸福的享乐者。法兰克福学派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挖出了一条壕沟,故意抬高精英文化而打击和蔑视大众文化。我们应该看出,大众文化在冲击精英文化的同时,也给精英文化展现出一片新的空间。为了应付现代工商业的需要,精英文化逐渐走出了世代栖息的艺术殿堂,脱离了传统社会空间的局限从贵族城堡走向了大众社会,从精英舞台走向了大众传媒,在大众社会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渗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兰克福学派早已衰微,而大众文化仍旧兴盛并遍及全世界,这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60年代后,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及整个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力越来越小,倒是那些对大众文化持积极态度的批判家日益受到重视。例如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特别是1964年成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即伯明翰学派,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方式,特别是他们所认为的本真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文化,力图从精英文化传统中走了出来。早期他们以《新评论》为阵地,发展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的首要地位。可以说,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这个学派的影响力目前越来越大。 第二,把对纳粹的仇恨和恐惧带进文化工业理论研究活动中,使理论视角出现偏差,形成了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偏见。阿多诺曾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足见纳粹暴行对这位犹太裔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精神伤害有多么深切。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主要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都具有犹太血统,对纳粹的精神迫害、纳粹所借助的宣传机器所展开的反犹太宣传对他们有切肤之痛。所以为什么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特别反感。正因为法西斯的非理性的极端荒谬的宣传活动;民众受纳粹意识形态的控制及纳粹统治等现实,正是通过具有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统治功能统一起来,以理解社会控制问题。他们完全站在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的对立面,理解和评价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这种对纳粹的仇恨和敌意的情绪必然会影响他们对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偏差和敌意。

第三,在对文化工业的批评中,忽视了大众的审美共性、接受性和创造性。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转移到美国,更惊讶于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商业化以及交换价值在这个国家所占的主要性,他们发现,合理化和标准化已广泛深人到大众媒体之中。于是这一学派高举文化捍卫的旗帜,站在精英文化立场,以贵族守旧意识对抗资本主义文化的异化。重点批判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消费者的文化精神需要的文化工业,以及文化工业所表现出来的标准、模式化、商业化、操纵性、强制性,伪个性化等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一直强调人的价值、情感,人的解放自由,看似十分重视人本身,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文化工业的产品的受众在消费这些产品时,每个个体的审美感方面的共性;同时也忽视了每个个体在接受这些产品时,由于各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审美差异,忽视了各个个体在接受同一类作品时会有不同的审美想象、审美领悟、审美创造等方面的艺术创造性,而一味地强调文化工业的物质化、平庸化、非个性化,这样带有偏见的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必然只讲对立,而忽视同一性。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是大众被强制和被欺骗的文化平庸形式,遭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反对。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说得很明白:“不能把通俗文化理解为一种强加于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文化。无论这种强加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要求获利和市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或父权制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或者被说成是一种普遍精神结构支配的结果,都是理解通俗文化的不适当方法。根据平民主义的看法,除非把通俗文化看成是对于民众声音或多或少的真实表现,而不是一种强加,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

伯明翰学派抛弃了高雅与粗俗文化之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的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性。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班雅明已经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也看到了大众文化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的观点。在他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上世纪末开始,人类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文化也成了“技术复制文化”。技术复制文化的首要象征是丧失了传统文化的“光晕”,而“光晕”的丧失则意味着改变了以往使艺术远离群众,成为少数人的天地的局面。本雅明是怀着赞赏的态度谈论复制艺术取代“有光晕艺术”的,在本雅明看来,机构复制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需要。他曾指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地方”看来,本雅明是站在正面市场看待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

前面我们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特点以及所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联系到中国实际,我们认为有现实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文化事业进步被推向市场,文化、艺术的商品化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既给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又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对待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这是我们不能不去思考的问题。

1.我国目前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它以利益为主要追求目标,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价值,以低俗为主要艺术特征,所以大众文化的消极意义是无法否认的。这就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还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2.我国文化研究和批评还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某些精神。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具体观点和表述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其中体现出的某些精神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值得借鉴的。比如关注和研究新的文化现象的精神和胸怀,关注大众立场等等。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是否定的,但该学派把大众文化纳人关注和研究的视野本身就反映出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宽广的理论胸怀。反观我国学界,当大众文化已经在我们文化生活中立稳脚跟后,还有不少学者和作家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他们中不少人甚至不看一眼大众文化的产品,更不去对之进行研究,甚至对大众文化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否定,这不但缺乏客观的科学研究精神,而且还缺乏开放的学术意识和宽容的学术胸怀。对比法兰克福学派,笔者认为该学派的学术视野和理论胸怀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我国当前的大众文化虽然存在商业化、模式化等特点,总体看还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程度,还没有形成户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化艺术性。更仁一况,在“二为”的文化方针指导下,我国的大众文化还不仅是谋利益的工具。大众文化具有为大众的特点,不单是具有强制性和欺骗性。从总体上,我国的大众文化是反映大众的声音的。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经过像资本主义长达好几个世纪的思想启蒙(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所以,我国还不能一味批判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启蒙大众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要尽量消除其反面效应,充分发摘其iE面效应。北京大学著名文艺评论家张颐武先生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世俗文化是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这句话至少指明了目前中国文化处于两难境地:高端,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没有被充分认知,低端,大众文化的竞争力还远远没有和经济成长的现状相适应。

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准确地定位和引导,要正确认识大众文化,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任何人为的障碍设置都是要不得的。